2022年岁末，当奥密克戎变异株在中国大陆快速传播时，广州这座常住人口超过1800万的超大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考验，与大陆媒体全景式、即时性的报道不同，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透过特殊的镜头与视角,为这场疫情观察增添了一抹复杂而独特的色彩。
台湾报道的焦点：差异叙事下的广州图景
翻阅那段时间台湾部分媒体的报道，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叙事焦点的选择性，与大陆媒体侧重于政府防控措施、医疗资源调配、社会民生保障及最终平稳渡峰的宏观叙事不同,台湾一些报道更倾向于捕捉个体故事与局部场景。
某家台湾电视新闻曾以较长篇幅，报道了广州个别区域在疫情高峰期间，发热门诊排起长队、药店部分药品暂时短缺的画面，镜头语言着重于市民的焦急与等待，另一家偏重网络声量的台湾媒体，则大量引述了大陆社交媒体上关于个人感染经历的描述，将其汇编成“大陆疫情海啸”叙事的一部分，这些报道往往快速略过广州乃至广东省迅速动员基层力量、增设发热门诊、向重点人群发放“健康包”、全力保障重症救治等系统性应对措施。
这种聚焦“点”而淡化“面”、突出“困难瞬间”而弱化“应对过程”的报道方式，构建了一种与大陆本土感知存在温差的信息图景，对于许多广州居民而言，那段日子固然充满挑战，但整体社会秩序未乱，水电气网供应如常，邻里互助频现温暖，从高峰到渡峰的转换也在预期之中，而部分台湾报道所传递的,则更多是一种紧张与无序感。
背后动因：信息环境、受众心理与政治滤镜
台湾媒体报道呈现的差异,其原因是多层次的。
是信息环境的限制，台湾媒体记者在广州进行一线、深入、长期的蹲点采访面临实际困难，多数信息依赖网络采集、二手转引或有限联络，这容易导致报道碎片化，难以全面、平衡地反映一座超大城市抗疫的全貌，对大陆基层社区组织（居委会、网格）高效运转、数十万志愿者参与服务等关键支撑体系,往往缺乏第一手的观察与理解。
是岛内受众的预设心理，长期以来，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发展路径，使得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存在某种认知定式，一些媒体投合这种心理，倾向于报道能够印证其既有想象的内容，即“大陆体制僵化、应对不力”，广州疫情中展现的社会韧性、组织能力与调整速度，可能与此类预设不符,因而在传播中被边缘化。
更深层的，是难以完全剥离的政治滤镜，在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下，疫情报道有时会被无形地纳入两岸制度比较甚至对立的框架中，广州的疫情应对，不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而被部分舆论场域视为检验“大陆模式”的案例，报道的倾向性难免受到这种宏观政治叙事的影响,旨在强化或挑战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
镜像反思：疫情报道如何促进两岸理解而非隔阂
台湾媒体对广州疫情的报道，如同一面特殊的镜子，不仅映照出事件本身，更折射出两岸在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乃至心理距离上的现状,这面镜子带来的思考是多向的：
对于大陆而言，它提示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信息的透明、及时与精准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需要主动提供更多易于被外界理解、具象化、有温度的一手信息和故事，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读，广州后期通过多场新闻发布会、组织外媒采访定点医院与物流中心等,正是朝此方向的努力。
对于台湾媒体与受众而言，则需要警惕将大陆的一切事务都过度“政治化”解读的倾向，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公共卫生应对的有效性关乎千万普通人的健康与生命，剥离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滤镜，以更为专业、客观、人本的视角去观察对岸社会的运作与人民的悲欢,或许是增进理解的第一步。
对于两岸交流而言，这次疫情报道的差异再次凸显了构建直接、多元、深入沟通渠道的紧迫性，唯有更多基于事实的、接地气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观察与对话,才能逐渐消弭因长期隔阂与选择性信息喂养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与认知偏差。
广州疫情已然平稳，但关于它的叙事并未完全尘埃落定，台湾媒体报道所呈现的，是两岸巨大信息流中一个值得剖析的切片，它告诉我们，跨越海峡的观察，从来不只是信息的简单传递，更是两种社会语境、两种认知体系的接触与碰撞，如何让这种碰撞产生理解的火花，而非误解的尘埃，需要两岸媒体人秉持专业与良知，更需要两岸社会共同培育一份跨越政治藩篱的、基于事实与同理心的真诚与勇气，毕竟，无论是广州的街巷还是台北的弄堂，人们面对疫情时的期盼是相通的：安康、有序与早日回归如常的烟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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